摘要: 本文认为“翻译的政治”的讨论能将翻译研究从传统的就事论事的语言桎梏中走出, 而步入不同文化碰撞、对话、交融的思考中, 对于促进“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联姻, 实现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改写”; 强权者的政治; 性别政治; “翻译研究”; 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8913 (2004) 02 - 0133 - 04

　　“翻译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是20世纪60 年代以来西方后现代语境下出现的一种问题意识(a sense of questioning) 。孙歌认为, 它“首先来自本土知识精英权力乃至利益的分配关系, 来自知识精英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纠葛”[1 ] (前言) ,

　　即福柯所关注的那种“微妙的、独特的隐藏于个别之下各种各样的痕迹”[1 ] (前言) 。毋庸讳言, 这里的“政治”超越“管理活动”、“会议”、“主席”、“政客”之类的传统概念① , 进入了现代政治哲学的范畴, 是指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 及其相关的摆布谋略(strategies of manipulation) ②。而“翻译的政治”当然就涉及跨语书写(translingual practice) 中的权力问题。如果我们作一番追踪,“翻译的政治”

　　这一命题至少可溯源至文艺复兴时期德国宗教领袖马丁·路德的《圣经》翻译, 因为据刘禾女士称,

　　当时围绕着《圣经》翻译存在着多种复杂的政治利害关系———路德革命性地将《圣经》翻译成现代德语, 成为德国新教改革运动的基石, 但伴随着一种冲撞与交融之“痕迹”[ 2 ] (P61) 。这一踪迹“播撒”

　　至当代西方大量的文艺批评、文化批评的著作中。

　　而“翻译的政治”作为一个命题的正式提出应首先归功至欧洲学者沃纳·温特(Werner Winter) 之名下, 她于1961 年发表的《作为政治行为的翻译》(Translation as Political Action) 可视为最早论及“翻译的政治”的文章。文章谈的是斯大林之后的苏联翻译活动、苏联的种种“教条灌输”及其通过把亚洲国家的文学译成俄语来博得这些国家好感的险恶用心。随后, 马丽娅·妮塔·多伦(Marcia NitaDoron) 与玛丽莲·加迪斯·罗斯(Marilyn GaddisRose) 两人于1981 年发表《翻译的经济与政治》(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一文, 谈及译者的贫困状态, 并对翻译出版市场的政治作了一个简单化的分析。[1 ] (P171) 20 世纪80 年代的一位美国学者马丁·杰伊(Martin Jay) 在Permanent Exiles :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America 一书中的第12 章也提出“翻译的政治”问题,[2 ] (P61)另一位美国学者特欧·海门斯(Theo Hermans) 也几乎在同一时间, 在自己选编的文集《文学的操控: 文学翻译研究》(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中通过对“操控” (Manipulation) 这一概念的使用, 也间接提出了这一问题。[3 ] (P126～142) 而进入90 年代, 分别来自东西方的两位学者对此命题作出了空前的贡献: 一位是来自孟加拉国的伽亚特里·斯皮瓦克( GayatriSpivak) , 她在1993 年的Q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一书中首次正式提出“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翻译的政治) 之命题, 对其内涵、外延及产生的语境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将它置于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视角中予以考察, 并对其中蕴含的权力问题作了深刻的讨论[4 ] (P313 - 315) , 第一次使此命题步入了科学化的轨道; 另一位是来自加拿大的谢莉·西蒙(Sherry Simon) , 她在1996 年的Gender in Translation 中提出了同样的命题, 只是用词有所不同———“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翻译的政治) [4 ] (P313～315) 。当然, 与前者相比, 此命题的内涵较为狭小, 仅限于“性别政治”领域。不过与前者相比, 她们均有所突破, 都注意到了与翻译有关的大量复杂的历史、文化、心理问题, 视角是新颖的, 其眼光的敏锐, 是令人佩服的, 是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与文化批评理论方面的一份宝贵资源。

　　同一时期的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 在一篇名为Transl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Cultural Identities (1996) 中也明显地涉及到了翻译中的“文化政治”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agenda oftranslation) 问题[3 ] (P145) 。当然, 我国学者并未对此问题熟视无睹, 也随即作出了反应。香港学者王宏志、陈顺馨亦于20 世纪90 年代分别在《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中均敏锐地提出了翻译的“政治”这一问题。大陆的辜正坤、谢天振、许钧均自20 世纪90 年代后期以来不同程度地谈及这一问题。无论他们在叙述机制上有何差异, 概括起来, “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主要研究的就是“主体文化”① (host culture) 里的所谓知识精英们遭遇“客体文化”② (guest culture) 时对后者采取的一系列充满权力变数的“摆布、操控、操纵” 策略, 包括对原作的改写(rewriting) 、性别政治(gender politics) 、翻译与殖民主义者的“暴力”、特定语境下意识形态对原作的“强暴”以及译作的生产和流通等方面②。即是说, 这一命题是对传统翻译研究的颠覆———从“原著中心” ( source - orientedness) 走向“译文中心”

　　(target - orientedness) 。它包孕了一种“文化政治”

　　问题, 不对翻译的技术层面负责, 旨在从宏观上研究翻译行为过程中指涉的一系列深层的文化问题,

　　已进入了“文化批评” (cultural studies) 之维, 这正是20 世纪70 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 (translation studies) 的理论要旨。[5 ] (P33) 所以, 当今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cultural turn) 是我们翻译研究者们必须面对的视域, 否则, 我们的研究就会走入死胡同, 难以有学术意义上的突破, 同时也会导致我们在与西方同行交流时的“失语症”, 无法进入实质性讨论。[6 ]笔者不揣简陋, 也打算在此加入“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的讨论之旅, 让我们开始这“破冰之旅”的第一站。

　　一、翻译的“改写” (rewriting) 策略

　　当代西方译论家艾德温·根茨勒( Edwin Gentzler) 公然宣称: 翻译当然就是“改写” ( rewriting) , 是服务于权力, 充满变数的文本“操纵”。

　　之前, 19 世纪英国小说家塞谬尔·巴特勒(SamuelButler) 甚至说过一句刻薄无情的话: “误解作者,

　　误告读者, 是为译者”。刘禾女士亦明确指出,“翻译”一词应该被理解为改写、挪用以及其他相关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 的一种简略的表达方式。[ 2 ] (P36) 当然, 这样的“改写”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作, 而是与许多人的政治意识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这样一种“操控”已由对原文文本的操控演变为对文化的操控。[3 ] (P34) 无疑, 这是翻译的“政治”问题研究不能回避的“子问题”。已故当代美国学者安德列·勒菲费尔(Andre Lefevere) 对这一“改写”问题进行了认真而系统的研究, 可算是当然的“改写”权威, 代表作为《翻译, 改写和文学名声的操控》(Translation ,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 1992) 。勒菲费尔认为,

　　作为“改写”的翻译在其中起着不可估量作用的文学系统( literary system) 取决于三个主要因素[3 ] (P131) : (1) 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 within the literary system) , 包括批评家、书评家、译者和教师; (2) 文学系统外的提携人、庇护人(patronage outside the literary system) , 主要指那些促进或阻碍文学阅读、写作、改写的掌握着实权的个人或团体(the powers : persons or institutions) , 可以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实权人物(如莎翁时代的伊丽莎白一世, 20 世纪30 年代德国的希特勒, 等) ,

　　可以是出版商、媒体、政治阶层或政党在内的一群人, 也可以是控制着文学和文学观念流通的一些机构(如国家科学院、学术期刊、教育部门等) ; (3)

　　主流诗学( dominant poetics) , 包括“文学技巧”

　　(literary devices) 与“文学角色构想” (the concept ofthe role of literature) 两方面, 前者指文学样式、象征、母题与原型场景、人物; 后者指文学与生存于其间的社会体系之密不可分的关系, 勒菲费尔在此 综合了勒菲费尔、韦努蒂、西蒙、妮南贾娜、德里达等人的说法。

　　系孔慧怡女士构建的一个术语。

　　将“多元体系派” (polysystemists) 的“不同文学形式之间的抗争”之概念予以发挥。

　　我们可以以现代日本小说在美国的英译为个案进行讨论。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美国格拉夫出版社(Grove Press) 、阿尔弗雷德·诺福出版社(AlfredKnopf) 、新航标出版社(New Directions) 经过“精心选择”, 出版了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三位作家小说的英译本。这些出版商显然是“文学系统外的提携人”, 该出版谁的作品? 出版哪类作品? 怎样策划? 完全由他们手中的权力决定,

　　所以说是“精心选择”的。而这些作品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 审美旨趣在译者手中发生“变形” (distortion) 。即是说, 这些“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士”

　　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 ———将战前日本的好战黩武、近在咫尺处的威胁性形象“改写”成雅致、无言、难以捉摸而又凄楚忧郁的形象。这点引起了很多评论家的不满, 纷纷发出质疑, 这就是典型的日本特色吗? 谷崎润一郎似乎不可能写出那样乏味的文字。这一英译典律(canonized rules) 的确立完全取决于与出版商有密切联系的译者个人的审美旨趣。霍华德·希伯特(Howard Hibbert) 、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 ) 、伊万·莫里斯( IvanMoris) 、爱德华·塞丹施蒂( Edward Seidensticker)

　　四位译者在制造这些译本的时候, 其审美情趣就“圈围”在哀婉动人、轻松悠闲之层次上, 体现了对不可复得之过去的感伤怀念。而译者们这番对原作的“操控”策略又受制于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二战后, 为遏制苏联在东方的扩张, 美国欲与日本重修旧好、联袂合作, 就得从本土上予以文化的支持。这样, 这些译本就传递着更大的地缘政治学上的含义: “在日本几乎是, 历史地说, 一夜之间从太平洋战争期间不共戴天的仇敌转变为冷战期间不可或缺的盟友之时, (存在于拟译小说中的)

　　审美化了的国度正好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日本形象。”[1 ] (P365 - 366)

　　二、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的暴力问题

　　这是当今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斯皮瓦克与妮南贾娜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一直争相讨论的热点命题。

　　这两位来自第三世界的学者以他们自身的“被殖民者” (colonial) 的切肤之痛, 对第三世界文学译至英文语境中的一系列强权与暴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这与其说是研究, 不如是一种潜意识的控诉, 一种文化的抵抗, 一种自我身份的书写。

　　孟加拉学者斯皮瓦克在1993 年《翻译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一文中特别关注翻译所导致的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 ideological consequences) 以及大量的变形现象(distortion) 。她将它们置于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三维空间中予以文化阐释, 并不遗余力地清理不同维度之间存在的张力(tensions) 。她严厉地批评那些西方女权主义批评家———她们主张欧洲之外的女权主义文本都应该译成强权者的语言“英文”。她指出,

　　这样一种翻译时常都被一种“译作腔” ( tranlationese) 所表述, 它会贬抑那些富于政治色彩但却较少拥有权力的个人或文化的身份认同。她说:

　　“在批量的英文翻译中, 可能会出现民主的法则被诱骗为强者的法律的机率。这种情形发生于所有的第三世界文本译为一种翻译腔(translatese) 之际,

　　其结果是一个巴勒斯坦女性的文本常常与一个台湾男性的文本有异曲同工之处。”斯皮瓦克就此提出了后殖民主义是如何聚焦翻译与殖民化之粘连的问题的。即是说, 翻译在殖民化过程(the colonizationprocess) 中以及在“播撒” (disseminate) 殖民地人民的意识形态化建构的形象(an ideologically motivated image) 方面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换言之,

　　从原文到第三世界语言的翻译往往是不同的政治活动, 巴斯奈特与勒菲费尔称之为“翻译的不光彩历史” (a shameful history of translation) 。这一问题似乎与语言的“政治”问题有关, 与语言的扬升有关。

　　印度学者妮南贾娜在1992 年出版的《为翻译定

位:

　　历史, 后结构主义与殖民语境》(Siting Translation :

　　History , Post - Structuralism ,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一书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刻的研究。她认为, 翻译是一种传输霸权机器( hegemonic apparatuses) 的话语之一(其他话语为教育、神学、史志编纂和哲学) , 而后者从属于殖民规则的意识形态建制( the ideological structure of colonial rule) 之腋下。她特别关注那样一种方式———殖民者以此使用大量作品的英译来建构一个代表真理的重写的东方形象(a rewritten image of‘East’) 。她对翻译在这一权力结构(power structure) 中所起的“不光彩”的作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翻译, 作为一种实践,

　　在殖民主义操纵下的不对称权力关系(the asymmetrical relations of power) 中得以成形。”

　　三、翻译中的性别政治问题随着女权主义批评理论的完善和深入, 此问题于20 世纪90 年代后期进入翻译研究的视野, 引起了圈内外批评家的浓厚兴趣。当代加拿大女权主义批评家谢莉·西蒙于1996 年推出这方面的专著《翻译的性别: 文化认同与传译的政治》( Gender in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 对翻译中被贬抑的处于从属地位的性别政治问题首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讨论。[ 3 ] (P131) 西蒙认为, 女权主义译论就要关注翻译的这种女性气质, “去识别、批评将女性与翻译贬抑至社会—文学阶梯底层的那一团概念” (the tangle of concepts) 。

　　比如说, 在昔日加拿大魁北克文学的法语翻译(literary transgression) 中, 将厚重的蒙特利尔方言“joual” (锚杆) 插入20 世纪六七年代的文学中,

　　对原著实行“干涉主义” (interventionist approach) ,

　　它是一种明显的反殖民表述, 是强烈的被压抑的女性特质的彰显。它同时也是自我身份的确认。西蒙据此提出了“翻译项目” (translation project) 之概念, 对忠实问题予以重解和动摇: “对女权主义翻译来讲, 忠实既不指向作者, 也不指向读者, 而指向一个书写项目———一个书写者与译者共同参与的项目。”简言之,“忠实”这一似乎看来陈旧的问题在性别政治的历史上产生强烈反响, 遭到了女权主义者步步为营的解构———后者醉入了“一种无休止的重读、重写的高潮亢奋之中(her delight in an interminable re - reading and rewriting) , 踌躇满志地炫耀着对原作文本任意摆布的指符” (flaunts the signsof her manipulation of the text) 。这一切体现了一种不证自明的专使语言为女性说话的政治权力行为(apolitical activity aimed at making language speak for women) 。巴斯奈特也持同样观点。如魁北克一群女权主义作家写于1976 年的一部剧, 其中有一句话:

　　“Ce soir , j ’entre dans l ’histoire sans rélever majupe”, 字面意义为: “今晚, 我不撩裙子就进入历史,”而女权主义译者林达·加博里安(Landa Gaborian) 就将之大胆译为: “今晚, 我不叉开双腿就进入历史。”旺·弗拉脱(von Flotow) 因此列举了女权主义翻译的三种实践方法: 增补( supplementing) 、加写前言与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 以及“劫持” (hijacking) 。与此同时, 女权主义译论重估女性译者在历史上对翻译所作的贡献, 讨论法国女权主义理论翻译中出现的变形问题( distortion) , 并考察《圣经》的女权主义翻译。据西蒙称, 20 世纪上半叶的主要译作均系女性作为。

　　综上所述, “翻译的政治”植根于文化政治的逻辑, 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我们外语界、翻译界、比较文学界的问题意识(a sense of questioning) 。它能将翻译研究从传统的“忠实”、“通顺”, “直译”、“意译”的简单的技术层面上解放出来, 而步入全球化语境下对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碰撞、对话、抵抗的思考中。

　　参考文献:

　　[1 ] 许宝强, 等.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M]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2 ] 刘禾. 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学与被译介的现代性[M] . 宋伟杰, 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 3 ] Munday , 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 Theoriesand applications [M] .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

　　2001.

　　[4 ] Spivak , G.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London andNew York : Routledge , 1993.

　　[5 ] 王宏志.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 .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99.

　　[6 ] 谢天振. 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J ] . 中国翻译, 2001 ,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