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翻译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课题了，但是将翻译研究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之下至少是90年代以来的事。与国际学术界相比，国内的翻译研究可以说尚处于开始阶段，大多数翻译研究者仍然很难摆脱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的讨论之浅层次，并未自觉地将翻译研究纳入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语境下，因而至今能与国际学术界平等讨论对话的扎实研究专著仍不多见，只有一些零散的论文散见于国内各种期刊和论文集。鉴于目前所出现的翻译研究之狭窄的纯语言字面的困境，从一个全球化的广阔语境下来反思翻译学的问题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它一方面能填补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也可以中国学者的研究实绩来和国际同行进行讨论，从而达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高度。

        既然我一贯坚持文化翻译的立场，因而我认为，从文化的维度来考察全球化在文化领域内的影响和作用，完全应该将语言当作文化传播的一种载体，而考察翻译则正是将语言学的经验研究和文化的人文阐释及翻译文本的个案分析结合起来的有效尝试，其最终目的是达到对翻译学这一新兴的尚不成熟的边缘学科的理论建构。如上所述，在当前这个全球化的大语境之下，翻译的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伴随而来的就是翻译的定义也应该发生变化。翻译学作为介于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之边缘地带的一门学科应该有自己的存在方式，我和学术界的一些同行一直在呼吁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翻译学的诞生和发展。既然我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信息的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崛起使得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尤为密不可分，那么翻译无疑是信息传播的一种工具，因而对翻译的研究也应该摆脱狭窄的语言文字层面的束缚，将其置于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之下，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具有对其他学科的普遍方法论有指导意义。由此可见，我们的一个当务之急便是对翻译这一术语的既定含义作出新的理解和阐释：从仅囿于字面形式的翻译（转换）逐步拓展为对文化内涵的翻译（形式上的转换和内涵上的能动性阐释），因此研究翻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尤其涉及两种文化的互动关系和比较研究。翻译研究的兴衰无疑也与文化研究的地位如何有着密切的关系。 

        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如果90年代初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的转向”（cultural turn），那么在现阶段，便应该呼吁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一个“翻译的转向”（translation turn），因为任何跨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研究都是一种翻译。这样看来，翻译实际上也变成了一种文化传播和文化阐释，特别是文学作品，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机器翻译是无法传达其深邃的审美意蕴的。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一种“快译通”，以为“快译通”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如果将其用于阅读文学作品，你就会到处碰壁，因为文学作品中含有丰富的审美蕴涵和文化意义，这是无法用机器翻译出来的，它必须要通过人的大脑，而这个人，他本身有多少文化修养，又阅读了多少文学名著，在他的期待视野中，就有多少积累，他就能够表达出什么样的一种境地。所以说，文学翻译有时候是没有底的，特别是在当前这个形势之下，我们的文学翻译和文化翻译应该转变其固有的功能，也即过去我们不是大量地把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吗？现在既然很多人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外文（主要是英文）原著了，我们翻译的重点就应该从外翻中转变成中翻外，也就是说，要把中国文化的精品，中国文学的精品翻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英文，使它在世界上有更广大的读者。我想这也是全球化在文化上运作的另一个方向。 

        在学术研究领域，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引进和介绍国际学术界已经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则要不遗余力地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际学术界，以发出中国人文学者的强劲声音。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要与道勒拉普合作主办《视角》杂志（《视角：翻译学研究》（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季刊，由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英文系和清华大学外语系合作主办。）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西方出版的所有翻译研究刊物中，《视角》是发表中国学者文章最多的期刊之一，这也与道勒拉普的宽阔胸怀和反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意识不无关系。 

        其实，在我们的文化研究领域里，我们也要区分国际化和西化这个界限。我曾在另外的场合多次指出，我们一提到国际化，就会有人认为这是不是另外一种全盘西化的变体。我认为，当前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文化学术要走向世界，并不仅仅是向西方靠拢，而是真正和国际上最先进、最有代表性的前沿理论进行对话，这样才能够促进中国的文化研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在中国的学者中，能够在国际论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者寥寥无几，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中国人的声音几乎是难以听到的，或者即使有时能听到，其声音也是非常微弱的。那么这种状况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当然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我们所使用的语言造成的，但是我认为这不完全是一个语言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是不是已经提出了目前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前沿话题；第二，是不是能够把它准确流畅地表达出来，还是说只是在部分层次上跟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如果我们和国际同行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对话，那么这种对话便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当然最后才涉及到语言的问题。但是，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即使用汉语写的，西方的汉学家也会用英语把它翻译出来，用英语把它转述，用英语把它表达出来，或者他也可以来主动找你进行对话。所以说，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失语”的现象在相当一种程度上也是存在的，也就是说，造成的后果是中国文化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学理论批评遗产，竟然不为世人知道，当然除了少数汉学家以外。我们知道，汉学在国际学术界是非常边缘的，像欧洲的很多大学都没有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美国也只有一些主要的大学的东亚系，还有更多的一些学院，才有中国语言的课程，而教授中国文学和文化课程的大学则很少。对许多外国人来说，为什么要学中国的语言，并不是要了解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而只是为了和中国做生意，所以他们在学了一点汉语之后，立即就转到其他的经贸和商业领域去了，真正留在文学领域里的人是极少数的。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和国际学术前沿对话，只是被动地等待西方的汉学家来发现我们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优秀作品的话，显然就会处于一种滞后状态。其结果自然就会造成“失语”。 

        另一方面，西方文化通过英语的中介，长驱直入渗透到我们的批评话语当中，这样一种局面确实也是令人悲哀的，但是它同时也会激发我们奋进的信心。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来看，文化的发展并不一定要与经济的发展成正比，不一定在经济发达的地方文化就一定会发达，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未必能够产生出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倒是有可能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但艺术家的想像力异常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不朽的艺术珍品，比如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等人的崛起，影响了第一世界的英美法德作家，这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最近几年，在美国，华裔文学的崛起也引起了主流文学批评界的注意，并已被写入美国文学史。当然这些华裔文学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英语的媒介，因为否则的话他们只能够在华人社区里传播，所以他们要从边缘进入到中心，要影响主流文学界的话，就不得不暂时使用他们的语言，用英语来写作。我认为，我们的语言仅仅是一种媒介，如果我们用西方的语言来表达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观念，不是会更加有效地去影响西方人的观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