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讲座教授金圣华教授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二日就职演讲讲辞

前言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成立于一九七二年，是海内外率先以「翻译」命名的学系。由成立迄今，已有二十八载历史。中大翻译系，比起香港大专院校文学院中其 他由来有自的学系，如中文系、英文系等，自然不算历史悠久，但是，以其由当初的不受重视，演变至今日成为全港大专院校新生入学成绩最优的学系之一，又不可 不说是长途漫漫、历经风霜了。

身为当初草创时期的成员之一，我陪伴着中大翻译系一起成长，一起闯过无数关卡与险阻。如今，乐见其枝繁叶茂、迎风招展，蓦然回首，发觉翻 译这门学问，多年来令我虽苦犹甘，使我对之不离不弃，必然有其内在的价值与意义。而近年来，香港的大专院校当中，已有七、八所设有翻译课程。1每 年修读的学生，人数倍增；每校授课的教师，人才辈出，这一番崭新的局面，不由得不使当年的拓荒者既喜且忧：喜的是翻译队伍日益壮大，译道虽艰，行行复行 行，竟已不乏络绎上路的同道中人；忧的是这许多莘莘学子，在芸芸科目中选择了翻译作为主修，而学系所提供的课程，是否内容充实？是否设计完备？能不能真正 满足学生的殷切期望？
二千年初，执教一年级的「翻译基本技巧」时，学期终要求每位学生列出心目中与翻译最有关联的问题十个。这一年所教的是全港大专院校入学试 中成绩最为瞩目的优异生，经归纳统计，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可大分为翻译理论、翻译方法、专门翻译、翻译评论、语言文字、翻译训练与译者地位等方面。在这 些范畴中，最多人提出的问题包括：翻译理论的价值与作用到底何在？如何解决及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现象？如何处理特别文体的翻译，如诗歌、古文、法律文件 等？评定译文的标准是什么？出色的翻译家是否需要具备文学根底？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与翻译软件的应用，译者应如何定位等等。这些问题，虽然由学习翻译只有一年 的大专学生提出，其实多年来也困扰了富有经验的翻译老手，以及致力理论研究的翻译学者。回想过去，三十年前，无人谈翻译；三十年后，却人人谈翻译。其实， 有关翻译的看法，林林总总，众说纷纭，因而翻译的真面目，反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以下试从多年来教翻译、做翻译、改翻译、谈翻译及推动翻译的实际经验 与角度来谈谈这些问题。

一、「对岸相望」与「中流相遇」—— 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

迄今为止，翻译系设置的课程，除了着重实际技巧的训练之外，必然也开设翻译理论这一科目，但是，目前执教于翻译系的教授，除了某些新生代的教师之 外，大部分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翻译训练。这些教授，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文而优则译」，通常是学文学出身的，或为中文系、或为外文系（英语系），因为 精通两国文字，对中外文化发生兴趣而涉足译林；因在译林中徜徉日久，采撷愈丰，而总结出经验，这一类教师一般对翻译实践较有心得。另一类教师则并非学文学 出身，他们可能是语言学系的，也可能是其它学系如历史、哲学、教育、社会学等相关科目的。他们因缘际会，加入了翻译系，但其主要的兴趣在于探索翻译在人类 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例如翻译现象，翻译活动的影响等等，一般较偏向于理念的追求，理论的建立，对实际的翻译工作，往往避而不谈或弃而不顾。翻译学术界中 普遍存有这种两岸对阵、中隔鸿沟，而互不交往的现象。这现象过去如此，现在也经常如此。教师阵营中既已隐含这种心态，所调教出来的学生，怎能不问一句「翻 译理论的价值和作用到底何在？是不是没学过翻译理论就不能成为出色的翻译家？」
且让我们环顾一下当今译坛响当当的知名人物，他们的译着等身，他们的影响深远，而他们对于翻译理论与翻译训练的看法，究竟如何？就以我曾 经专访过的译家为例吧！林文月是中文系出身的、余光中是外文系毕业的，这两位学者，各以日译中及英译中的佳绩而称着一时，他们早在年轻时代就开始翻译，而 事前并无受过专业训练；两者对翻译皆有译论，并不以理论家自居。杨宪益及高克毅两位译坛前辈，都精通双语，前者以中译外誉满国际，后者以外译中名闻遐迩， 但是，这两位译家都虚怀若谷。前者自谦：「我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从事翻译工作中度过的，因而似乎也不能说没有一点体会；但是我的思想从来逻辑性不 强，自己也很怕谈理论，所以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2后者则自比为原始派译者，正如摩西婆婆绘画一般，一切源于爱好，抒自胸臆，换言之，也是自然发展，未经琢磨的。3 以翻译西班牙经典名著《小癞子》及《堂吉诃德》而获得西班牙「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的名家杨绛，曾发表一篇讨论翻译的力作，却采用了一个最谦虚的题目：〈失败的经验—─试谈翻译〉。她深信理论是从经验中归纳出来的。4其 实，由于实践，由于摸索，由于不断的试误与改正，译家自然而然会发展出一套自己服膺的理论，只是有的隐含心中，有的彰显在外罢了。前者在翻译过程中加以运 用，后者则在著书立说时，加以发挥。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并驾齐驱的有罗新璋，他对理论与译作兼容并蓄，既寓理论于实践；也从实践中衍生理论。

明确的译论是否能提高译文的素质？这一点涉及译评的标准问题，暂且不论，但一位译者心目中对翻译的认知与看法，无论如何都会影响成品的取 向，则是无可置疑的，例如鲁迅的硬译理论对其译作的影响，人所皆知，此处不赘。现以徐志摩为例。徐志摩的诗作与散文何其优美，且看写出名篇佳作的大诗人， 精通中、英语文的大学者，是如何翻译十八世纪法国名作家伏尔泰名著Candide的，以下且以Candide跟主人家小姐恋爱的片段为例。

法文原文：
Cunégonde laissa tomber son mouchoir, Candide le ramassa, elle lui prit innocemment la main, le jeune homme baisa innocemment la main de la jeune demoiselle avec une vivacité, une sensibilité, une grâce toute particulière; leurs bouches se rencontrèrent, leurs yeux s'enflammèrent, leurs genoux tremblèrent, leurs mains s'égarèrent. 5

英文译本：
Cunegonde dropped her handkerchief, and Candide picked it up; she, not thinking any harm, took hold of his hand; and the young man, not thinking any harm either, kissed the hand of the young lady, with an eagerness, a sensibility, and grace, very particular; their lips met, their eyes sparkled, their knees trembled, their hands strayed. 6

徐志摩中译本：
句妮宫德的手帕子掉了地下去，赣第德捡了它起来，他不经意的把着了她的手，年轻人也不经意的亲了这位年青姑娘的手，他那亲法是特别的殷勤，十二分的活泼，百二十分的漂亮；他们的口合在一起了，他们的眼睛发亮了，他们的腿摇动了，他们的手迷路了。7

请注意译文前半段译得极其自由，译者加添了许多自己的意思；译文后半段却译得十分拘谨，连「所有格代名词」都不敢省略。这种忽松忽紧的译法，自然跟译者拿捏的尺度有关。同样的一段话，傅雷的译文则为：

居内贡把手帕掉在地下，老实人捡了起来；她无心的拿着他的手，年轻人无心的吻着少女的手，那种热情，那种温柔，那种风度，都有点异乎寻常。两人嘴巴踫上了，眼睛射出火焰，膝盖直打哆嗦，手往四下里乱动。8

其实，不论承认与否，译家之所以成为译家，同一原著的不同译品之所以千姿百态，必然是因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之中，对翻译的本质，有一种先验的的理念，因而形成一种主导的思想，例如《红与黑》（Le rouge et le noir） 在中国有将近二十个译本，除了少数剽窃抄袭、不负责任的版本之外，多数译作都由认真严肃的译者执笔，但由于各人对翻译本质的认知有别，其译作亦必然会风格 殊异。因此，理论的作用，一般称之为「指导」作用，是必然存在的—─存在于译者的有意无意之间。真正有翻译经验的人，必然会经历一个如下的过程—─翻译 时，先是了解原文，剖析内容，研究背景，翻阅字典、参考书等等，一待吃透原文，就得落墨下笔了。此时，不管自己服膺的理论为何，必然会浑忘一切，挥笔前 进。笔顺时势如破竹，长驱直入；不顺时却蹰躇不前，沉吟良久—─某一辞某一句，到底该怎么译？某一个意象是该硬翻照搬，将异种直接移植至中土？还是该改头 换面，为其换上适合中土的新装？某一个隐喻，该维持其隐晦蒙眬的面纱，而甘冒读者误解之大不韪？还是该改隐为显，揭露其隐藏背后的真面目？这时的取舍进 退，煞费周章，于是译者必然会思前想后，顾左盼右，上下求索，内外煎熬，因而体会到「左右做人难」的滋味。9为了排难解惑，译者必须在困境中突围，在迷宫中寻找出路，此时，隐藏心底的信念乃缓缓升起，前人的经验，自己的体会，形成了照路的明灯，此情此境，该如何解决？如何突破？翻译过程之中，绝不可能给某一派某一家的理论牵着鼻子走，基本的信念乃兵法之所 依，临场的实况则是阵前之变化，翻译时先要学习理论，后要浑忘理论，就是这个道理。

曾经有人问艺术大师林风眠如何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他常以下面的故事启发学生：

真正的艺术家犹如美丽的蝴蝶，初期只是一条蠕动的小毛虫，要飞，它必须先为自己编织一只茧，把自己束缚在里面，又必须在蛹体内来一次大变革，以重新 组合体内的结构，完成蜕变。最后也是很重要的，它必须有能力破壳而出，这才能成为空中自由飞翔、多姿多彩的花蝴蝶。这只茧，便是艺术家早年艰辛学得的技法 和所受的影响。10

其实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学习理论或技法，从书本中汲取知识的阶段，就是织茧的阶段。这时，应尽量多听、多看，尽量学习。蠕动的 毛虫，将自己重重围困，几乎达到动弹不得、难以喘息的地步，然后，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重组、融会贯通，终于豁然开朗，蜕变成功。这破茧而出的剎那，才是毛 虫变蝴蝶，不受拘束、振翅冲天的辉煌时刻。要在翻译实践中得心应手，自由飞翔，必须对翻译理论先学后通，先入后出。一个成功的译家，不论自谦为「译匠」也 罢，译员也罢，他手下的成品，必不止于拙劣粗糙、匠气十足的工艺品。

目前翻译界有两派偏颇的说法：一派认为翻译无理论，因此不必学，更不必设有专业课程；一派认为成名的译家，若不能高谈理论，则只能称为 「译匠」，其成品亦必然是主观的、零碎的、片面的、不科学的，因而是无足轻重的。这两种说法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因而形成了做翻译的讨厌理论；谈理论的不 懂翻译的局面，互相排斥，彼此敌视，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高谈理论派有两种常见谬误：一是做研究时喜欢套用公式，将所谓的外国先进理论引介进来，作为 一种模式，再根据模式，来分析目前所见的翻译实况，凡有相异者，皆称之为反常。研究者往往罔顾现实因素，因外国译论所涉的内容，有时不能与中国现状互相配 合，硬套公式的结果，往往会指鹿为马，似是而非，得出伪科学的结论。另一是强烈的排外性，认为凡是传统旧有的方式都是退化落伍的，因此已经成名的译家，倘 若只有译果，没有译论，就难以成为研究对象。殊不知译学的内涵，十分宽广，译家的成品，正可以作为译论研究的素材，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数据。曾经有位研究生 提出研究方案，要从名家杨宪益的译品中寻找译者的翻译方法及理念，某些教师却认为杨氏自己没有译论，因此不适合成为研究对象。这种倒因为果的看法，不免有 失狭隘。其实，译家的译作浩瀚，正因为如此，该有人从中挖掘、整理、分析、梳爬，从而归纳出一套套译论来。11

学翻译、做翻译或研究翻译好比泛舟河上，不论从理论出发、或由实践入手，即不论从左岸登船，或由右岸乘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从对岸相 望的敌对立场，经浑然相忘的融会阶段，而进入中流相遇的和谐境界。惟其如此，方能携手同游，共享放舟译河的乐趣。而翻译系的设置，就是要提供一个开放包容 的良好学习场所。固步自封，将实际经验排斥于学院派巍巍高墙之外、自闭于象牙塔中的做法，并无出路，实在不足为训。

二、「雪泥」与「雪种」—─翻译中异国情调的保留与原著风格的再现

翻译中历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就是译者在译本中该如何保留异国的情调、再现原著的风格。以外译中为例，译本读起来该像中文的创作？还是像翻译的文 字？前者可以傅雷为典范。他的译文纯净优美，抑扬有致，读者打开《高老头》或《约翰．克利斯朵夫》，一口气读下去，但觉畅顺无阻，如行云流水，比起一般以 中文发表的原创作品，其流利程度，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傅雷的译品，一向受到论者重视、读者欢迎，可是近年来忽然有不少译界人士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过份 流畅的译文，失之于「滑溜」，翻译不妨带点「翻译腔」，唯有如此，方能保持原著中的「原汁原味」，方能将源语中的特有文化带入目的语的土壤中，使之植根萌 芽，茁壮生长。而翻译的功能之一，就是要使耕植过多而渐趋贫瘠的土壤，因承受外来文化的冲击灌溉，而变得滋润丰腴，生机勃勃。

但是翻译本身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复杂活动。一国或一地的人民要了解他国他地的文化，除了学习外语、沉浸其中之外，当然惟有依赖翻译一途。 翻译是一种通过多元化、多层次、多范畴的途径来沟通的方式，并非仅靠某一独立绝缘的语篇或文本来交流的单轨行为。因此，单一语篇的译者所负的责任，只是文 化交流的滚滚洪流之中的一小涓滴，译者翻译时，不可能也不必要把每一字、每一词、每一句都当作传递异国文化的载体，而刻意异化，以致堕入了「死译」、「直 译」的陷阱而难以自拔。

几年前，有一次众友驱车由中文大学前往沙田市区午膳，途中因天热无风，有人提议关车窗、开冷气，车主说：「雪种不够，要去加了。」此时， 同车的洋教授不禁好奇地问：「雪种是什么？」洋教授是一名汉学家，中文造诣相当不错，但没听过港式粤语「雪种」的说法。告之以「雪种」即 refrigerant（致冷剂），教授听罢不由得喟然兴叹：「啊！Seed of Snow！真是太美，太有诗意了！」同车之人，闻之皆无动于衷。

另外有一次，利国伟博士来函提到苏东坡〈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的前四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他说深喜此诗，但英译本读之「总觉得称心者甚少」。12其 实，在这首诗中，「雪泥」的意象颇费踌躇。「雪泥」两字，到底是什么意思？「雪泥」在中国诗词中，是常见的词汇，《现代汉语词典》却解释为「融化着雪水的 泥土」。《辞源》中只有「雪泥鸿爪」词条：「喻行踪无定，偶然相值也」。「雪泥」两字，按字面直译，当然就是“snow-mud”，而“snow- mud”是否诗意盎然？我就此请教过一位加拿大名诗人，他曾经从意大利文转译过王维《辋川集》的四十首诗，其后再加上其它中国诗人作品的英译，结集成书， 出版了《寂寥集》13。这位诗人本身的诗作，也以吟诵自然景观为主题，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这样的一位诗人，我问他“snow-mud”令他引起的联想是什么？他的答案是“Terrible thing!”诗人长年居住于温哥华，该处冬日寒寂、阴雨连绵，这「融化着雪水的泥土」，无论如何，都唤不起美感的经验，也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翻译之中，直译与意译之纷争，异国情调与本土色彩之较量，意义并不很大。意象可以保留，可以不借思索，直接移植，美其名为保留「原汁 原味」，及丰富目的语的文化，但译者一厢情愿的意图，万一付诸实行，是否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以「雪泥」与「雪种」为例，恐怕就未必如此。

在中文里，「雪泥」是典雅优美的意象，盛载着千百年文学的遗产，携带着世世代代文化的信息，这样一个充满诗情画意、内涵极深的词汇，一旦 直译照搬为“snow-mud”，丝毫唤不起外文读者对「人生无常、往事留痕」的丰富联想，反而引起了「泥泞不适、举步维艰」的感觉；「雪种」是只流行于 粤语地区、甚或香港一地的俗语，一般香港的中国人一听「雪种」两字，就会想起汽车、冷气机等实际的事物，而决不会因此而浮想连翩，诗情洋溢。

文化背景相异的人，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其价值判断与审美经验都是截然不同的，此所以外国选美会上选出的国色天香，跟东方人心目中的美女形 象，往往颇有出入。不同种族的审美观固然有别，不同性别之间亦如此，男士眼中的绝色，跟女士眼中的佳人亦大不相同。依此类推，年龄不同、背景相异、文化水 准参差的观众读者对同一作品、诗篇、音乐、电影、戏剧的看法，必然大异其趣。明乎此，以为翻译中把源语的比喻意象及表达方式直接照搬，就可达到保留异国风 味的想法，未免过分乐观。我们且举例以进一步说明。
中文里常有一些与身体部位有关的习惯用语，如「心惊肉跳，毛骨悚然，提心吊胆，荡气回肠」等，翻译时如果把这些用语照搬直译，必然会产生出乎意料的后果。现在试以「牵肠挂肚」一词为例，假如原文用以描绘慈母对游子的思念，经逐字直译，其功过得失可分析如下：—
功： 传达中国人特殊的表达方式
过： 制造野蛮粗率的印象，与慈母对子女思念关怀的温婉形象格格不入。
得： 保持异国情调
失： 怪异乖悖，令人不忍卒读。

因此，任何有理智的译者，只会把「牵肠挂肚」译成“feel deep anxiety about; be very worried about”之类的说法，而不会直译。「提心吊胆」、「牵肠挂肚」等字眼直译的结果，对英语读者来说，就好像外科医生动手术时所采取的种种步骤。

赵景深早期翻译时，曾经把“Milk Way”直译为「牛奶路」，而不是译为「银河」，因而成为翻译界流传不息的笑话，最近有论者为其翻案，认为译成「牛奶路」，并无错误，翻译必须视乎语境而 定，「银河」令人连想起牛郎织女与鹊桥相会的故事，与源语氛围格格不入，因此还不如直译为「牛奶路」。14两派说法，孰是孰非，此处不论，但是词汇的「直译」与「意译」，意象的「保留」或「转换」，则肯定不是保持异国情调的关键所在，因为异国情调的产生，不靠外在字词的点缀，而靠内在气韵的形成。

要保持原汁原味，自然必须再现原著风格，而风格本身，却颇难界定。何谓风格？风格是指作家创作时的艺术特色，是某一作家的作品之所不同于其 他作家的表征。根据《写作大辞典》的说法，风格是「文学创作中从整体上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而鲜明的审美特征。它受作家主观因素及作品的题材、体裁、艺术手 段、语言表达方式及创作的时代、民族、地域、阶级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并在一系列作品中作为一个基本特征得以体现」。15

余光中及蔡思果都曾寄居香江，作客中大，两人同为散文名家，且看他们对沙田的描绘：

余光中文：
一九七四年八月，我去中文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归属联合书院。其时书院才从高街迁沙田两年，新校舍楼新树少，但因高踞山头，游目无碍，可以 东仰马鞍之双雄，北眺八仙之连袂，西窥大埔道一线蜿蜒，分青割翠，像一条腰带绕鹿山而行，而吐露港一泓水光，千顷湛碧，渺漫其间，令高肃的山貌都为之动 容。16

蔡思果文：
香港、九龙的山水，我已经熟悉，有两三年参加爬山的团体，几乎踏遍了各处名胜。八仙岭就上过两次，一次由正面，一次由背面攀登。朋友，几乎 全在香港。四年后，有机会回港，又和朋友重聚，十分欢喜，而且又结识了新的相知。因为住在新界，出去游览比较少，可是沙田的景色堪称奇绝，山光水色，也足 以供我自娱了。17

两人的文风一富丽华赡，焯烁异采；一清淡平实、舒缓朴素。要翻译这两位作家的作品，自然需要采用不同的笔触，这就是余光中所谓译家手中要有多把不同刷子的道理。18一 位有造诣、有水平的译者，除了本身独特的风格之外，翻译时，还需有炼字炼句的毅力，悉心揣摩的用心，对原著风格，细细体味，然后在翻译不同的原著时，尽量 作出相应的调整，以求得到不同的效果。正如林文月翻译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及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两本日本经典名著时，由于「紫式部的文笔较为华丽流畅」 而「清少纳言则比较简劲刚阳」，因此感到心情沉重，生怕翻译时自己的写作习惯难以摆脱，「很自然地使两种不同原著呈现近似的风貌了」19， 因此在表现方式及词汇运用方面，都作出刻意的安排。译家的这种努力，固然难能可贵，但是万一翻译时，自己的风格难以压抑，时时蠢蠢欲动，一不留神，就会蛟 龙出海，脱兔越野，这又如何是好？有效的防患之道自然是选择风格相若的原著，就如选择性情相近的朋友一般，这样，翻译起来就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20

目前译坛有学者谈论风格时提出一些理论，认为「一个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风格的人，反倒比文字水平高并有了自己独特风格的人更能体现原著的风格」。21论者大概是眼见目前译坛滥译成风，有些译者完全不依原著，自由发挥，因此有此感言，以针砭时弊吧！但是一个人经长年摸索，累月经营，下笔成文时，居然还培养不出个人风格，足见语文造诣甚浅，表达能力不足，由这样的人下笔翻译，倒不如不译！
译者在早期虽有「舌人」之称，却不能毫无主见，缺乏判断；译者虽担当中介的任务，却不是卑微低下、依附主人的次等角色。翻译如做人，不能放 弃立场，随波逐流；也不能毫无原则，迎风飘荡。因此，翻译的过程就是得与失的量度，过与不足的平衡。译者必须凭借自己的学养、经验，在取舍中作出选择。

真正优良的翻译作品，往往是原著风格经译者风格掺糅而成。以乐谱为例，写在纸上的音符是死的，必须依赖演奏家的演绎，方能存活。同理，原 着在不识原文的读者眼中，也并不存在，唯有通过翻译，方能在第二种语言中再生。既然同一乐谱可以展现千姿百态的演绎，同一作品为何不能产生千变万化的翻 译？而不同译者个性有异，秉赋相殊，经他们的手笔，自然产生不同的译品，但基本上，伟大的演奏家不会将贝多芬弹成莫扎特，肖邦弹成德彪西，成功的翻译家， 亦当如是。

三、「千层糕」与「千叶饼」——文化的差异与层次的语感

时人常说，环顾世界各地，要比美中式烹饪艺术的，唯有法国，换言之，中、法两国在饮食文化方面的成就，各有千秋，不相伯仲。法式甜食中，有一种点心 叫做“Mille-feuille”，直译即「千叶饼」之意；中式糕点中，也有种人人皆知的「千层糕」。这两种点心都广受欢迎，那么，我们翻译时能否将 “Mille-feuille”径译为「千层糕」？

两种点心表面上看来都是多层次的甜品，但是实际上却是一脆一软、一松一凝，一入口即化，一入口黏稠。这两种食物，食客品尝起来的口感，是截然不同的。

这两种食品，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正好象征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轨与偏差，而翻译之妙与翻译之难，也就在乎如何在两种文化的异同之间回旋周转，权衡轻重。

有论者以为：「翻译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像外交工作，要善于『有异求同』，既尊重别人，又尊重自己。」22此话诚然不错，但是既尊重别人又尊重自己的做法，一应用到个别情况，要真正实行起来，又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