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学宝库中，诞生于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算不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但是在汉籍外译史上，它所占有的地位却极为值得大书一笔：《好逑传》是第一部译成西方文字并得以出版的中国长篇小说。而且在译本问世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对间里被向往中国文化的西方文人奉为经典。德国大文豪歌德甚至在年近八旬之际仍然对这本他三十年前读过的作品记忆犹新。此书何以能在西方拥有如此经久不衰的魅力？除作品内容方面的原因之外，此书译者，出版者功不可没，其中一些用心之处即使是在二百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也不无教益。本文主要就最早出现的英、德、法文译本进行初步研究。

一、传播史

《好逑传》大致成书于明末清初。小说讲述好色的过公子垂涎独居在家的才女水冰心，三次意图强娶都被此女巧妙躲过。最后用计强抢，水冰心却又被恰好路过的侠士铁中玉撞见救下。过公子怀恨在心，便在铁中玉酒食中下毒。危机关头，水冰心不顾闲言，将生命垂危的恩人接到家中医治。此时，两人已相互倾心，但始终以理自守，谈话吃饭时也只隔帘相对。后来，铁中玉功成名就，由双方父亲做主成婚。过家却又出来诽谤。最后，皇后验明水冰心仍为处子之身，于是皇帝下旨表彰二人，令其完婚。同时惩处了恶人。1761年，此书的英译本出版者托马斯•帕西（Thomas Percy）在序言中写道：“有理由断定中国人将其视为杰作……因为通常只有那些在本国人中享有盛誉的书，才会被拿给外国人看。”帕西的判断十分准确，此书在清初确曾名噪一时，且被列为“十才子书”的第二名。

《好逑传》作者署名“名教中人”，显然意在敦伦明理、提高名教声誉。而作者决不会想到的是：随着英、法，德、荷译本的出版，《好逑传》的声誉也完全可以根据不同的文本、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读者，采取不同的译法。当然，采用哪种翻译技巧有时候并不一定是译者自己的意愿，而是译者在各种客观外界条件的影响下被迫做出的选择。如果我们把萧乾的删节译法看成主要是自己的选择，那么，张谷若在20世纪50年代根本改变自己一贯的意译技法，而转用完全的直译，不得不看成是受外界政治影响的结果（余静，2002）。应该再次强调指出的是，这儿讨论的所谓不同的译法，不仅仅是指直译与意译，而是主要指类似萧乾翻译自己的文学作品的时候所采取的大幅增删的译法。改译、节译、增译，不应该只是应用英语翻译的专利，文学翻译也应该有它们的一席之地。这也正是笔者学习萧乾自译文学作品后得到的一点启示。《好逑传》飞越了国界，成为欧洲人眼中优秀的“伦理小说”。

欧洲出版界曾有两次翻译出版《好逑传》译本的热潮，每次均有多种语言的译本相继问世。其中第一次热潮出现在“中国风”时代晚期，最早问世的是英译本，1761年11月14日出版于伦敦，题为《好逑传或愉快的故事》。英文全名：Hau Kiou Choa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A translation from the Chinese language, to which are added, i．the argument or story of a Chinese play; ii．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verbs; and iii Fragment of Chinese poetry.

1766年，此书从英文转译为德文和法文，1767年荷兰文译本出版，同样是从英文转译。仅就传播速度之快，也可以想见小说当年何等不同凡响。

关于托马斯•帕西出版英译本的一段历史，范存忠先生在《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一书中已经多有考证。但是由于译本手稿自帕西之后就再没有人见过，两百年来研究者对原始译本的认识仍然只是当年帕西介绍过的几句话，其庐山真面目也许将永远成为不解之谜。

关于译本的来历，帕西在第一版的译者序言中语焉不详，他声称译稿是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的卷宗里发现的，手稿是用英文和葡萄牙文写成，笔迹显示这是由两个人分别写下。从帕西为《好逑传》所作的一处注解可以判断，英文部分中断于中文本第十六章三分之一处。译者首先用铅笔写下译文，而后又用墨水笔在上面进行了修改，帕西推断，翻译是在一位中国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至于译者到底是谁，帕西却故意不说出来，只说这位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曾在中国工作多年，通晓汉语，译本手稿完成于1719年，即此人在华的最后一年，1736年他便已去世。帕西的闪烁其辞加上小说所引起的轰动，令从来没有见过中国长篇小说（或许是根本就怀疑中国人是否也掌握小说这种文体）的英国人开始大惊小怪，怀疑此书实际上是《波斯人信札*之类欧洲人托名的作品。直至1774年帕西才不得不进一步说明了译本的来历：译本英文部分出自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詹姆斯•威尔金森（James Wilkinson）之手，此人曾在广东居住多年，帕西是从他的后人那里得到手稿的。话虽说得肯定，但中国到底有没有《好逑传》这本书，帕西自己并无把握，几十年后，已经成为英国圣公会主教的帕西还在多方托人来华探访，甚至找到了1794年出使中国的马尔嘎尼勋爵（范存忠，1991：148）。直至1810年，当年作为使团随员觐见过乾隆皇帝、后因翻译《大清律例》斐声欧洲的东印度公司职员小乔治•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才一锤定音，结束了纠缠半个世纪的真伪之辨。

关于法荷译本，留下来的资料较少。法译本1766出版于里昂，从英文版转译。题名《好逮传，中国故事》（Hau Kiou Choaan, Histoire chinoise. traduite del’anglois par M***）。译者在此仅署名M，综合各方资料来看，应为当时活跃于译坛的Mare Antoine Eidous。

1767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的荷兰文译本名为：《中国故事，讲述铁中玉先生与水冰心小姐事迹》（Chineesche Geschidenis, behelzeende de gevallen van den Tieh-Chung-u en de, jongvrouw Shuey-Ping-Sin），译者Erven van F．Houttuyn。

比较有趣的是德文译本，这一译本1766年出版于莱比锡，同样以英文版为基础，但译者克里斯托夫·戈特立布•穆尔（Christoph Gottlieb Murr）将书名大胆改为《好逑传——好逑先生的快乐故事》Hoah Kjoh Tschwen．D i．dte angenehme Geschichte des Haoh Kjoh）。穆尔在德译本前言中批评帕西对汉语语法知之太少。不知道“好逑”便是作者先生的大名，如今他改正过来以俟德国读者。今人在此倒不必先嘲笑穆尔的“改进”。其实，法国东方学家、研究中文三十年之久的福尔蒙（stephan Fourmont）才是始作俑者。穆尔的最大贡献在于明确指出此书出自中国人之手，而且在巴黎图书馆早有收藏！穆尔在德译本前言中附有福尔蒙所列的一份巴黎中文藏书清单，其中除《好逑传》外还有《平山冷燕》、《玉娇梨》、《西厢记》、《琵琶记》等名目。《好逑传》的真伪这个令帕西战战兢兢了几十年的疑案在德国也由此迎刃而解。出于对福尔蒙中文功底的信任，穆尔完全照搬了他在书单中对“好逑”的解释。这也证明，无论是福尔蒙还是穆尔都没有真正读过《好逑传》的中文本。这一以讹传讹之举倒是影响深远，一百多年后，1869年又有一个德国人将《好速先生的快乐故事》加以改编，并对“好逑先生”大加称赞，称之为“中国家庭生活小说的伟大作家”。

二、译本构成与译文质量

早期的英、德、法三种文字的译本均可分为三个部分：序言、正文和内容庞杂的附录。

英译本最前面是帕西的献词，而后是他的序言和参考书目，其中大都为耶稣会士的报告文集。德译本除此之外还有德译者献辞和序言。但是用福尔蒙的中文藏书目录代替了参考书目。法译本中则仅有帕西的序言和书目。

帕西在序言里谈到译文原稿写在四册薄薄的中国纸上，前三册用英文写成，第四册用的则是葡萄牙文。但从帕西所作的注解可以判断，葡文部分仅仅只占全文六分之一，不仅翻译得较为潦草，而且没有像英文部分那样按中文原著划分章节。帕西在出版译本时将葡文部分转译成了英文。

按照中国线装书的习惯，《好逑传》共有四卷十八回。前两卷各五回，后两卷各四回。威尔金森在英文译稿中也相应标明了回数。帕西出版译本时觉得中文各回篇幅太长，不符合当时英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因此将每个章回划分为两到三章节。于是，读者最终所见到的英译本《好逑传》也分为四卷，每卷十章。穆尔的德译本沿袭了这一划分方法。但是笔者所见的德译本是厚厚的一本，没有分开装订，页码也是从头编到尾，不象英法译本每卷自成一系。法文译本的特别之处在于每卷开始处均附有一幅插图，分别描绘中国人娶亲、出游、审案、宴会场景，从其风格来看，应当是从某本中文书上临摹而来。在编排上，法译本前两卷各十章，第三卷则有十七章，第四卷仅有三章，可能是因为第四卷后的附录很长，出版者为平衡各卷篇幅而调整了章节。

英译本《好逑传》有三个附录：

1．一出1719年在广州上演的中国戏剧的情节介绍，来自威尔金森的遗稿。

2．法国汉学家尼古拉•弗莱雷（Nicolas Freret）一篇关于中国诗歌论文的节选。论文前有一段关于诗歌翻译的文字出自编者手笔，帕西在此不无惋惜地写道：“诗歌的花朵很娇嫩，从原来的语言移植到另一种语言时便会枯萎。从翻译中我们只能领略到诗人的观点和感受，而语言表达上的美则无法为我们所识，因为她是那种语言所特有的。”因此，中国诗的美难以译入欧洲语言。论文后所附的《中国诗歌片断》包括21个中国诗歌片断，但实际上最后一段是选自《庄子》的寓言，《诗歌片断》之前还引用了孔子对于诗的看法。所选内容均从法文和拉丁文转译而来。

3．《中国格言选辑》。帕西的出发点是：“要想真正了解一个民族的性格和天才，没有什么比研究他们的格言更好了。”他所选的内容也五花八门．其中既有孔子的名言，也有民间俗语，既有成语，也有民谚。内容基本上来自耶稣会士的出版物，尤其是杜哈德的《中华帝国志》。

英译本最后还附有一个索引，主要列出了注释中出现的各个条目。

德译本不仅沿用了英译本附录，而且还进一步加以扩充。穆尔对中文已有所研究，他除在附录中添加上法国汉学家福尔蒙的一份详细的汉学参考书目外，还亲自动手撰写了一篇以德国人为对象的关于中文语法的小论文。此外，德译本的索引也与英译本有所不同。范存忠先生注意到，在帕西所作的索引条目“中国人的性格”中，关于中国人性格阴暗面的内容远远多于光明一面（范存忠．1991：154）。德译本则不然，索引基本上仅限于具体的项目，“中国人的性格”一项则被完全排除了。这样做颇有道理，因为小说家在刻画人物时常常是将反面人物脸谱化以加强善恶对比，将出于艺术性目的的反面描写当作中国人的普遍性格，不仅有失公允，而且也是可笑的。法译本附录的内容最少，仅仅沿用了英译本的戏剧、诗歌和格言部分，没有索引。

在译文方面，对比原著与1761年英文版的《好逑传》，不难发现威尔金森和帕西在翻译出版《好逑传》时进行了许多删节和改写。早期西文译本的删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1．大量评论性的诗词。硕果仅存的几首均在葡萄牙文部分。在威尔金森所译部分，此类诗词荡然无存。2．文化色彩浓郁的对话。如小说中谈及某人生于“六月初六日午时”，换算成中国人特有的八字是“甲子、辛末，壬午、戊午”，译本在此处便含糊其辞一笔带过了。3．帕西认为原作过于拖沓或破坏了小说悬念的地方。这些删改自然为当代翻译界所诟病，但对早期编译者而言也属情理之中。首先，威尔金森翻译《好逑传》多半只是为了学习中文，他本人并未打算将译文拿出来发表。必须考虑到的还有：对于当年的译者而言，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汉英辞典可供查阅，而在翻译文学作品时没有辞典在手，任何一位有点经验的译者都应知道那更是何等艰难。此外，早期译者们由于对中国文化所知有限，碰到较为复杂的段落、高度凝练的诗句，就干脆跳过不译，在当时也是通行的做法。因此。用今天的翻译标准来评判当年的译文显然并不恰当。1810年，曾随马尔嘎尼访华，并随后因其游记而闻名的约翰•巴柔（John Barrow）就称赞帕西的译本在从中文翻译过来的作品中是“最为忠实”的（转引自Cheung，1994：13）。这证明，就当时水平而言，威尔金森·帕西的译本已经相当成功。而且帕西的文学水平和眼力也是有目共睹，他所编辑的《英国古诗残存》（1765）至今仍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因为威尔金森的手稿无从查考，早期《好逑传》西文译本中的改动有多少须归咎于帕西的编辑就很难确认。但从译本中的一些注解来看，帕西多数时候是在努力保留原稿的面貌。例如，威尔金森遇到诗文时大多跳过，对于原著中大量评论性的诗文而言，即使只字不提，译文读者也不会觉察。但碰到小说里的人物做诗（如第九回），就不一样了。威尔金森的做法是空上四行，帕西没有设法掩饰，在出版时也老老实实空了四行，然后在脚注中告诉读者，原稿如此。原稿中葡文部分有一首诗的译文难以理解，且只有三行，帕西在出版时也付之阙如，而后在注解中列出葡文，坦承最后一行没有看懂。

汉英翻译中的一个难点是大量惯用语的处理。威尔金森因为是在学习中文，因此在翻译时对一些惯用语和称谓采取了直译。帕西对“捋虎须”、“钟不敲不响”、“久早逢甘霖”等易于理解的均加以保留，而对一些较难理解的则在正文中用意译代替，随后在注释中对中文中的说法（威尔金森的直译）加以交待。不过，威尔金森的中文水平实在有限，除许多套语跳过不译外，有时联想起他所熟悉的表达方式，也信手拿来代替。如原著第十五回中“无欺无愧，惟有自知，此外则谁为明证？”在译本中变成了“惟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第十一回“打得他头青眼肿”经过威尔金森自由发挥，成了“打破他的头，让他的眼睛肿得像灯笼”。

法德两种文本的译者在译文方面没有显示出多少创造性，基本上采取了忠实于英译本的直译。由于英译本行文已多少有些生硬，再次直译之后的文字效果可想而知。

比较之下，德译本的译文更为灵活一些。例如“打破他的头，让他的眼睛肿得像灯笼”一句，帕西在正文中将其改为fall upon him and beat him severely，同时在注解中注明原文为：break his head and swell his eyes as big as the lanterns。法文译者亦步亦趋地将其译为de tomber fur¨& de le bien rosser以及cassez llii 1a tete, & rendez IuI les yeux aussi grns qu’une lanterne。德文译者则将其转译为德语成语ihn braun und blau schlagen（打得他青一块紫一块），并在注解中将原文精简为：ihm die Augen so dick schlagen，wie eine Lateme。

法译本出版后获得的评价不高，1829年有一篇评论甚至认为这位译者的法文水平实在很差。笔者法文功底尚浅，对此不敢妄评，但在查阅时也发现法译本印刷错误甚多，给研究带来了诸多不必要的麻烦。德译本出版三十年后，作家席勒曾打算进行改写，但那只是因为他觉得译本的语言表达有些过时，而且小说“过长”，不适合在杂志上刊登。如果考虑到德译本出版后的半个多世纪，正是德国文坛革故鼎新、狂飙突进的时代，而这一译本直至五十年后仍为文豪歌德所称赞，并在文学沙龙中朗诵（见下文），德译本应当说是相当成功的。

三、别具一格的注释

《好逑传》早期译本最为独到的地方应当是编者和译者们对小说所进行的详尽注释。这首先应归功于当年为此进行了大量资料收集工作的帕西。他考虑到当时英国读者的知识水平，对小说中各种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名目进行了详尽注释。译本尚未出版，便有看过样书的友人对他写道：“你为这部中国小说收集注释，真是煞费苦心。这些注释把它大大地弄清楚了。而且我要坦率地对你说，这些注释是你这本书里最有价值的东西。（转引自范存忠：153）

帕西所做的注解涉及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有关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注解尤为众多，如中国人的传宗接代观念，如何订婚、行聘、举行婚礼、收取贺礼，如何孝敬长辈，妇女为何裹小脚，为何重男轻女，中国的妻妾制度，女眷的生话，中国家庭的陈设，其中床是怎样，院落结构怎样，城市如何布局，中国人如何作画，用什么纸墨，中国人的服饰，如何相互拜访，如何坐轿，磕头如何受到重视，中国的医生、佃户、仆从等职业如何不同于欧洲，如此种种。

涉及政治制度方面的注解虽然在数量上稍少一些，但是此类注解往往是长篇大论，正文反而被挤在一角。这方面的注解包括：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都察院，钦天监，翰林，阁老，科举考试，皇帝祭拜天地，军队和士兵，“满大人”，官印，刑讯，死刑审核等等。

涉及宗教方面的注解同样篇幅较长，其中介绍了佛教、道教、儒教的基本思想，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内容，孔孟老庄的简要生平，白莲教对统治者的威胁，佛教来华史，耶稣会士在华活动等等。有趣的是，尽管帕西大量引用了耶稣会士的报告，但是却并不盲目相信一面之辞。比如耶稣会士称中国和尚“又懒惰又堕落”，帕西却认为这与事实不符。又如耶稣会士在钦天监任职，帕西指出，他们编修的日历是在加入许多迷信的东西后才作为皇历颁发到全国。

此外还有一些注解涉及了当时的中西方交往，如杨光先与耶稣会士的历法之争，耶稣会与其他教派的“礼仪之争”，中国人如何自以为在世界中心，初次见到世界地图时是如何觉得难以置信，轰动一时的1727年荷兰使团访华的过程，使团所递交国书的内容。

可见，帕西为译本所作的注解大多是知识性的，而这对于对东方充满好奇，却又无力去阅读大型工具书的读者来说．无疑极有帮助。凭心而论，就算在整个翻译史上，注释如此包罗万象的文学翻译作品也属罕见。丰富的注释使《好逑传》不仅仅成为一部优秀的翻译小说，更成为一部围绕中国话题的生动的小型百科全书。这使得译本在出版多年之后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德国作家席勒1801至1804年间在为将《中国公主图兰多》搬上德国舞台而努力时，就曾求助于《好逑传》。在他为剧本编写的十几条谜语中，“犁”和“长城”两首谜语诗便明显是从《好逑传》的注释中脱胎而来。

有趣的是，尽管帕西为《好逑传》所作的注解已经十分详细，但德法两国译者却似乎都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又在英译本注解基础之上进行了进一步注释。在这方面，德法两种译本可谓各有千秋。如在译本第一卷中（相当于中文本一至五回），法译本第一章有十七处注解，德译本则有二十处。第十章德译本注解有三处，而法译本则更多达八处。质量方面，译本第一卷215页上对“塔”（pagodes）所作注解更多引用了代表最新水平的法国研究论文，篇幅也更长，而德译本则与英译本一样，引用的是几十年前杜哈德在《中华帝国志》中所提供的资料。这也显示，在“中国风”时代。法国汉学研究走在欧洲各国前列。

除知识性注释之外，有些注释是涉及文化比较以及汉语中一些惯用表达方式的。如对“鼓不打不响，钟不敲不鸣”、“路见不平，不平则削”等惯用语在正文中均为直译，而后通过注释加以详细解释和评价，即便是编辑过程中被再次转译了的惯用语，帕西也尽量通过注解将威尔金森的直译保留下来。对于想要了解异国文字，通过文字来认识中西文化异同的读者来说，这种直译加注的处理无疑十分有用。有些注解读来非常有趣，如“路见不平”在正文中被译为“将不平的道路修平”。同时编译者又在注释中指出这一惯用语的起源可以上溯到《诗经》，其含义与《圣经》中“将道路修直”相同。但是威尔金森中文水平有限，就算请教了中文老师，也未必能完全弄懂一些惯用语的含义。例如在提到对仇敌的“切齿”之恨时，威尔金森将其译为：“就算仇敌死了，也恨不得从他身上咬下一块肉来。”这又引得身为教士的帕西在注解里大发感慨，认为这比起《圣经》教导人“要爱你的仇敌”来相去太远了。

值得注意的是，帕西的注解往往并不是单纯要澄清某一概念，而是要连带地向读者介绍一系列有趣而又自成体系的中国知识，有时甚至还穿插一些典故和轶事。如小说中提到“御史”时，帕西除就中国的官员监察制度进行介绍外，还尤其提到在中国这种君主专治国家里大胆进谏的不易，他举出了两个典故：一位官员（可能是指海瑞）在冒死进谏时干脆把棺材也抬上了，而另一位晏子先生则通过巧妙的言语使国君放弃了因为痛惜爱马之死而要乱杀养马人的念头。在为“柳下惠”和“关云长”作注时，帕西提到中国人推崇“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品格。但又说中国人把关云长这样的武将画得异常高大魁梧是为了让异族产生恐惧心理，比如在澳门附近的关口就故意让一位身材特别魁梧的将军去巡逻，而把赢弱的兵丁隐藏起来。

当然，《好逑传》译本问世之时，中国学起步不久，耶稣会士在华几十年者尚多有闹笑话的时候。初通甚至不通中文的译者、编者们再兢兢业业，有时也难免张冠李戴。如帕西在注释中便把李白搬到了汉朝，德法两国译者也照搬无误。穆尔看到“阎王”被解释成“鬼王”，便一知半解地写道：“阎”就是恶鬼的意思，又把“天王”当成姓氏，把这个专有名词拼写为“王一天”（Wang—tien）。

注解中比较令人生疑的是帕西就其所作“改编”进行的说明。笔者在前文中提到，英国学界就中国是否真有《好逑传》一书的怀疑大约到19世纪初才得以排除。但帕西的注解中却常有这样的措辞：“中文原文是：……”。此类措辞前后出现数十处之多，如果帕西连有无中文本都弄不清楚，又如何能知道中文原文如此呢？较为台乎逻辑的解释是：帕西所谓“原文”实际上指的是威尔金森的译文原文。

细细研究此类注解，可以就帕西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威尔金森1719年手稿获得一个粗略的认识。如各种译本的《好逑传》第一卷第八章末尾均有这样一个注解：“故事的中文作者在这句话之后还加上了这样几句赘笔：‘…编者认为此处删去为益，因为让读者暂时陷人迷阵才更合乎小说的味道。’

细究之下，帕西在译本第六章中（中文第三回后半部分）一处注解颇有意思．所涉及的是好色的过公子中了移花接木之计与一个丑女洞房花烛的段落。各译本中都有这样的注解：“中文中此处是：她们（侍妾）按吩咐退了下去，过公子伸手往床上探去，说道：‘啊，她睡了，我现在想歇歇，也躺下睡吧。’编者删去了这个不必要的段落，中国人的这种谦虚，总是这样生硬、可笑和多余。”如果帕西所见的译稿中真的是这几句话，笔者就很要佩服帕西的鉴赏力了。因为与这“多余”之处相对应的中文原文全然没有什么谦逊可言，相反却是《好逑传》中唯一一段有涉色情的大胆描写！这番删改倒是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蟠溪子前辈翻译《迦因小传》时为维护女主人公形象而篡改小说的掌故。因为成尔金森的手稿已无从查考，所以也无法确认这段有涉色情的文字到底是从哪一步开始被改动的。估计不是威尔金森做了英国的蟠溪子，就是身为教士、后来还升任主教的帕西在此故布疑阵，隐藏了真情。因为他是要把这本“道德的小说”献给一位贵妇【Lady Susser】的，帕西在献词中写道：“正当诲淫诲盗的小说故事充斥国内市场的时候，这本来自中国的小说，作为一本讲究道德的书，还有劝善惩恶的作用，不然的话，我也不敢请夫人过目了。”（转引自范存忠．1991，151）

四、影响史

综上所述，帕西出版《好逑传》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向英国读者展示一下中国作家的文学技巧。他出版此书一方面有在道德上借中国人来达到劝善的目的，另一方面则是要借助一部文学翻译作品向西方人传播一幅真实的中国生活画面。用帕西的话说：“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为他们的全部习俗与伦理提供一幅完美的画卷”。用文学翻译来介绍中国文化——帕西的观点在当时是超前的，在今天也未失去意义。帕西的努力反映的是翻译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用翻译来增进中西方之间的沟通了解。

从小说后来的影响来看，帕西的一番苦心没有白费。在雷慕沙（Abel RémusafJ）大批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之前，帕西的译本代表了当时汉籍翻译的最高成就，其百科全书性质的注解更在越来越推崇知识与理性的文学沙龙中受到欢迎。有研究者甚至认为，《好逑传》的译本在西方被视为介绍中国的标准文献有一个世纪之久，其所获得的评价甚至不亚于杜哈德的《中华帝国志》（Cheung，1994：7，68）。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766年的德译本，在汉学刚刚起步的德国，穆尔这一在英译本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德译本及其所附的研究论文几乎代表了当时德国汉学研究的最高成就。1794年，穆尔将译本寄给了席勒，席勒对此极为重视，不仅为此回信致谢，而且很可能不久以后又将这本书推荐给了歌德。1800年，席勒觉得译本语言有些陈旧。一时兴起，改写了小说的开头半章。这项工作虽然不久便被搁置在一旁，但从席勒最后的工作日程表来看，计划并没有取消，改编后的小说应于1806年付梓（schiller，1953：489）。遗憾的是席勒1805年因病去世，一段佳话终于未成。从有关书信来看，穆尔的译本在德国上流社会的文学沙龙中广为人知。1815年10月14日，威廉•格林曾致书其兄雅各布（这两人便是《格林童话》的编纂者），谈及在海德堡的一次聚会中幸会了正在主人家做客的歌德，歌德为大家“朗诵并讲解”了《好逑传》【Tscharner。1939：97】。因为在歇德的私人藏书和借书纪录中均无此书，所以歌德很可能是在友人那里凑巧看到了这本小说。由此可以推断，此书在德国流传甚广，直至十九世纪初仍然享有相当声誉。

提到歌德，便不得不提一提歌德1827年1月31日那番广为人知的谈话。那一天大诗人和他的助手谈到了中国小说，于是便回忆起了他读过的一些中国故事，其中有一段是《好逑传》中的情节：“有一对钟情男女在长期相识中很贞洁白持。有一次他俩不得不在同一房里过夜，就谈了一夜的话，谁也不惹谁。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都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转引自朱光潜．1982：112）。国内有一种流传甚广的错误说法，认为直到1827年歌德才真正把《好逑传》细心读完了。这一说法大约来自陈铨20世纪30年代的论文《中德文学研究》。从歌德的日记来看，他在此期间所看的是另一部中国小说《花笺记》。歌德的另一段谈话完全可以证明他是在几十年前看到《好逑传》的。这段谈话简要地纪录在法国人Jean Jacques Ampere 1827年四、五月问多次拜访歌德后于5月16日写给友人的信里，信中写到歌德从雷慕沙所译的小说谈到了中国人的道德，由此又谈起了他半个世纪前读过的中国小说，里面的情节他至今仍记忆犹新（Debon，1985：56；Aunch，1935：96）。在此，我们无需深究歌德到底是30年前还是50年前读的这本小说，因为这只是年近八旬的大文豪与一位后生晚辈用法语进行的一次闲谈。况且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歌德的时代。在德国人已经认识的中国小说中，堪称“道德小说”的也仅有《好谜传》一本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歌德发表这番谈话的时候，欧洲汉学家掀起了一波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热潮。《好逑传》再度受到青睐。1828年，新的法文译本Hau-kiou-choaan，oul，Union bien assortie问世。1829年，英译本The Fortunate Union出版。1832年，普希金在为纪念亡友而出版的文集中刊登了《好逑传》第12回（陈建华，2003）。1832-1833年，《好逑传》俄文全译本在莫斯科问世（李明滨，1993：101）。《好逑传》再度扬名异国。

参考文献

【1】 陈铨．中德文学研究【M】辽宁教育出版桂．1997

【2】 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

【3】 李明滨．中国文化在俄罗斯【M】．新华出版社．1993

【4】 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5】 陈健华：关于中俄文化（文学）交流的一些对话[S]．WWW ru-cn．com／bbs／, 2003．

【6】Ursula Aurich.China im Spiegel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s 18 Jahrhunderts，Berlin．1935．

【7】Günther Debon,Goethe und China-China und Goethe,Bericht des Heidelberger Symposions,Bern/Frankfurt a /M.New York.1985

【8】Kai Chong Cheung,The Theme of Chastity[A].Hau Ch’iu Chuan and Parallel Western Fiction[C]Berne,1994．

【9】Friedrich Schiller Werke （Nationalausgabe）Band l6，Weimar，1953．

【10】Eduard Horst von Tscharner.China in der deutschen Dichtung bis zur Klassik [M] München,1939．

【作者简介】谭渊，德国哥廷根大学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