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现在，很少会有人承认。自己的话语是不讲逻辑的。实际上．人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为逻辑所拘牵。不管是什么人，都会对逻辑保持特别的敬畏，惟恐其思想或言语不合逻辑、反逻辑或非逻辑。这样一来，如果一切都已被逻辑化了，人类社会在终极意义上便可能不会再有新的思想创造。因为，逻辑的预设会预先规定人要而且也必须在它的管辖范围之内进行思考、言说、书写、活动。因此．如果一切都形成以逻辑为基准，逻辑便会思考人，界定人。有了逻辑。人也就用不着思考，甚至在根本上需要驱逐思想。 

        但是，逻辑的这种已成恶性循环的普遍性．实质上仅仅是来自于某一地域的特殊性。换言之，逻辑的普遍性永远是一种未及言明根源的特殊性虚构出的普遍性．其欺骗性及虚设的规律性长期以来一直是自欺欺人的法规。逻辑，起源于古希腊。有了逻辑。也就有了形而上学．即西方哲学。换言之，哲学的西方形态本来是逻辑的形态，后来则被改写为地区性优于一切的形态。而这一形态不管在适应性上如何对应于它的本土特色，它在全球的适应能力或生存的力量都在学理上是极其有限的或至少是需要加以限制的。不然的话．我们是否应该承认，逻辑真的具有上帝那样的力量？抑或承认，逻辑就是《圣经•新约•约翰福音》中讲的那个“道”：泰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换言之，我们是否要认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尽管它是由某一文化为别的民族或世界上所有文化设计好的？而且，其目的就是要整个世界按照同一种模式、同一种话语，同一个语调、同一个样式进行思考，根本不用动自己脑子的思考？ 

        如果真是这样，则翻译注定要打破这种逻辑的“普遍规律性”，并且把文化与文化之问以及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差异写入各种语言之中．写人人们的言说和思想当中。人在翻译之中寻找到的是。异”，而不是“同”；是无法归类的特殊性，而不是早在那里的、符合逻辑的普遍性”。是命中注定要显现自身的异己动态，而不是同化一切的虚构的一体化。 

        本文试图从中国现代哲学家、“新儒家”大师牟宗三先生的一个基本观点人手，旨在提出翻译对逻辑的反动这一问题。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二．“套套逻辑的必然”是怎样的“必然”——逻辑的虚构本质及其自欺性 

        逻辑的问题实质上只是它的自我循环的问题。所以，牟宗三（1909-1995）指出：“但是逻辑数学只是抽象的空架子，其中的必然只是‘套套逻辑的必然’（tautologieal necessity），这是不接触真实的。”牟宗三讲的极有情趣，而且包含着深刻的含义。 

        首先，。套套”可以理解为。一套一套”。这样一来，逻辑的“必然”便是体系性的、系统的，因而一环“套”一环、一环扣一环，使逻辑本身成了。等级结构”。环环相扣，层层推进，造成严谨而又极具连续性的推论。这可能就是逻辑的思想特色或思维方式的力量。那么，它的必然性也就成了推论、推理或思想中的必然性。换言之，是结构“套”结构，系统“套。系统的必然性，叠床架屋式的系统之中呈现出的必然性。质而言之，那只是思想的一种表现形态或思想的构造物，而不一定指向“真理”，至少不具备普遍意义。可叹的是，思想的创造所导致的，竟然被视为“必然性”。更可叹的是，思想本身局限于自身的“套路”，而逻辑作为思想的。路线”其真正的作用不过是要设置、规定，描述这种。套路”。人从逻辑走向逻辑，但又总是要为自己的思想划上圆满的句号，而很少想到这样也就将自身封闭在一个圆圈之内。第一个可叹引出的是，可以把。套套逻辑的必然”视为一个思想的悖论：思想的动态必然如此——走向自己的反面，从活泼的、动态的走向僵死的、静态的封闭-从真实的，走向虚设的、似乎要落实但永远空虚的境地。这也可能就是思想的结局，逻辑支配下思想所要达到的结果。第二个可叹可以见出，人的思想是囚徒无奈的呐喊，即情绪化所导致的焦虑的板结：呐喊凝固在听似有音实则无声的图式当中，固化于近乎无理的无端停顿之中。换言之，人的思想根本上与逻辑的固化呈相反趋势。因为，人总是不在自身的精神活动范围之内运思．但叉可能发现最终的结果不仅与此相反，而且还导致了某种无限度的板块结构．甚至将人本身也纳入其中．。套”上。套子”，人的思想才是逻辑性的，也才符合逻辑。 

        其次，“套套逻辑的必然”中。套套”，还可以理解为动词。如果它的宾语是“逻辑”．则。套套”便是“强拉硬套”的意思，是要将思想“套”在逻辑上，即对它亦步亦趋．不能越雷池一步。使所有的思想约束于规则、依附于规矩、听命于逻辑的形式化，或像牛一样车辕相加，便承担起一种使命，成为劳动者。至少使之行进在逻辑规定的道路上，尽管总是可能有别的道路存在。如果“套套。的宾语是“必然”，则逻辑的虚构性便突出出来：思想本身就是讲述由逻辑安排就绪、布置得当的故事，其叙事过程只可导向“逻辑的必然”，而不及任何别的可能性．偶然性．暂时性。但正因为这个原因，“必然”便显示出它的预设的性质，即先于思想的可能性，在思想之前早已有之的可能性。这样一来，思想的过程也就是寻找它的过程，是失而复得的循环的过程。先设的预先已经存在，后来的或后出的要与它相遇、相会、相台。因此，所谓的“必然”实质上是天然的宿命或命定的：早已决定好的，偏偏要你再走一遭。而且，即使你再走一遭，即使你偏离预设的路线，最终也“必然”走向那种。必然”。人在。套子”当中。人也就在自我囚禁的牢笼中。 

        第三．“套套逻辑的必然”当然是重复逻辑推理与规定的必然。正如上文所说，由于逻辑从头至尾形成难以避免的闭合，因而它的前提与结论是一致的、同一的、一体的。这样一来，逻辑的运动，其中涵盖的一切都具有这种同一性。换言之，其中的一切都是预设的．因而都不能逃脱、避免重复的可能性。不过，若从牟宗三揭示出的这个表述方式的英文来看．tautology（德文写作taotologia，拉丁文taolologos【说同一件事】，源自legion[说1）的意思是，某一个词、尤其是风格的某种错误的运用，对已在同一个表述当中暗示过的东西加以重复．如au 8t once she suddenly remembered。0这意味着．“套套逻辑的必然”实际上只是字面意思上的“重复说话的必然”或“复述的必然”。若重复说话也有其“必然”，那一定是滑稽而又荒诞的。试想，人不是要追求个性，创新以及与众不同吗？在这个意义上．牟宗三将。言语”、话语或言说（1 0 g 0 s）推向思想（理性或推论．10gos），也就把逻辑本身的缺陷、这样的思维方式的弊端揭露出来。 

        牟宗三与德里达（1930—2004）的思路是一致的。后者认为，“逻辑（逻格斯）中心主义”已经走向它既定的终结。原因是，人们依靠它看似要追求的创新，只不过是～种重复：“它或许有某种断裂与某种重复的外在形式。”（德里达．200l：502）即使西方思想家有意而为，试图超越逻辑的局限，力求创新，最终也只是重复的话语再一次显现，比如他所说的尼采（1844—1900），海德格尔（1889-1976）以及弗洛伊德（1856一I 939）（同上．50 7）。实际上。海德格尔也已经注意到，把一切归人某一种系统的危险性：支架（Ge—stell）”成为“形而上学历史的最后形态．这就是说存在之天命的最后形态。在这一天命中，人已经从对象性的时代进入了可订造性（Bestllbarkeit）的时代…-•．致使“人的自身生产带来了自身毁灭的危险”（海德格尔，2001）。而在海德格尔以前，也早有尼采曾对逻辑发起猛烈攻击：“整个逻辑学的直接表现是非人的、残暴的、恐怖无比的。”（尼采，2 0 0 0：2 6） 

        逻辑大一统的思想其来有自。早在古希腊时期，赫拉克里特（约公元前6世纪）就曾指出：。这道[10go s]虽然万古长存，可是人们在听到它之前，以及刚刚听到它的时候，却对它理解不了。一切都遵循着这个道，然而人们试图像我告诉他们的那样，对某些言语和行为按本性一一加以分析，说出它们与道的关系时，却立刻显得毫无经验”（赫拉克里特，l 9 8 3：2 2）。。逻格斯”在这里已经成为普遍的、历来如此的．万古不易的法则。人们需要专门的学习才能加以把握。而且，把握这种“道”，还意味着生存的基本要求。正如上文所述，到了《圣经》时代，这种逻辑再进一步，成了上帝主宰世界的根本大法。因而．无怪乎它会在西方基督教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发挥巨大的、无可比拟的影响力。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不免有疑问：究竟有谁会具有这么大的威力，能足以使世界完全“逻辑化”？如果它仅仅是西方思想化之代名词的话．我们为什么那么执着而又坚定地将自身的一切归人这样统一、同一的思想形式？假若真的可以使思想同化，我们到哪里去寻找翻译的沟通基础——。他者”之“异”呢？ 三．翻译对逻辑的拒斥 

        如果逻辑真的形成大一统的局面，我们可能会已经将。他者”之“异”消除．换言之，可能会将翻译的前提条件即翻译的对象、交流的目的消解掉。果真如此，则语言与语言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便不再有交流、沟通的必要，不仅不再有相互往还．而且还失去了互通有无的可能。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把一切都寄托给了一个永远不会变化因而也就时时刻刻在支配着我们的思想、言语以及行为的新的上帝——逻辑化或逻格斯化的一统。 

        因此，在出发点上，也在到达地意义上，我们都需要拒绝逻辑，需要排斥逻辑统一我们的思想与言说的可能性及其潜在力。 

        翻译不能进人逻辑的行程，不能归人逻辑的统一性的要求。如果世界上只有或只剩下一种而且是惟一的一种思维方式，则这一方式一定意味着翻译的没落、翻译的终结。因此，使人类走向一种思维模式的那一切，一定是翻译所要反对并加以破除的。翻译既然是沟通两者，两个极端，那两种语言必然显现出不同的、互异的指向，必然显现出二者相互之间的离异——距离以及异己的排斥性质。而正因为有了这种排他性．翻译才是可能的．也才是必要的人类跨文化活动。设若人类在出发点上就已经在思维上归入惟一的一个类别．仅此一家甚至别无分店，那么．我们又怎么能指望翻译具有启动滋生的潜在力呢？ 

        换言之，思想在理性的支配下，从封闭走向对话一、畴文化的、文化交互的对话，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这也就是思维方式的不同．以及由此而来的表达方式的差异。台此，则翻译断无可能存在于世。差异保证了一种语言同另一种语言的接触．保证了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互惠。假若这样的接触、互惠只是某一种思维方式的产物．只是某一种。逻辑”的结果，那一定是不可想象的。理性本来就是寻找替换性的，可替代的思想方式，是企图为自身，同时也为他人谋取“福利”意义上的互相配合、互相支持而产生的关爱与呵护。这样的可替换性及相互关怀，其前提必须是互异的双方在思想上、思维方式上甚或行为上的根本不同。我们译的是异．而不是同。我们面对的是差异，而不是同一；我们处理的是对不同事物的理解与解释，而同一的存在相互的解释一定是荒诞的。或至少像逻辑那样是重复的、需要把“已经。当作“未来”讲个不休。 

        逻辑的同化不应该是翻译的旗帜。恰恰相反，逻辑的同一化倾向正是任何形式的翻译都需要克服的。这意味着，翻译保留差异，并且在这样的保留当中体现它反逻辑的基本指向。 

        这样一来，我们在翻译当中并透过翻译排斥逻辑，并将这种排斥推向一个极端。即将单一、一元消解掉，把形单影只化为熙熙攘攮．将单调的声音变为众声喧哗，把独行客改造成可以与人相遇、相会、相约的亦宾亦主、可宾可主的人物。翻译并不为牵涉到的、范围内的存在者定位，而只是让他I她l它l们以自身面貌呈现出自身的特色，不咖限制，也不予限制。不下指令．更不能下车伊始。这样，翻译在其理性的可替换的意义上，在重新发挥人的潜在的语言跨越边界的沟通作用的情况下，其最大作用也就是保持人对自由的追求，保障自由的畅通无阻。而且，这是在设有任何外在意识支配下、没有任何约束力主宰下的，甚至是无意识当中的自由以及自在。只有在保证文化之内的，语言之中的生存者以自身的面目显现自身的存在者的地位的情况下，只有在这些存在者可以毫无顾忌、毫无他求的条件下，翻译才能实现自由的无文化界限的、无语言障碍的最大的可能。 

        多元化不能在逻辑当中寻找，多元也并不是只在逻辑当中才有其容身之所。实际上，多元的实在，原本不是逻辑的单一化所能含有的。原因是，它只有在将多元的可能性推出在场时，才能保有自身的那种独一无二的上帝情势，维持它遗世独立的超然以及对别的事物无可比拟的支配力量。逻辑置身世外．但总在左右着人类。 

        在人类历史上，逻辑的流传、扩张与普世”情怀”．源自战争以及对资源的掠夺。换言之，它是暴力强加的结果，而不是语言与文化形式交流的产物。至少在中国是这种情况。 

        在赫拉克里特将逻辑规定成普世大法之后，在基督教把逻辑转化成上帝至高无上的“道”之后。屡遭外强欺凌的国人开始关注自己的思想的。合理性”—是否合乎“时代的要求”以及“生存的需要”。曾国藩（1 811•l 892）感叹说：。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尔。”（见曾国藩《致吴南屏书》）“古文”文章虽好，毕竟不便实用-文字虽美，但不能应景。于是，改弦更张，痛改前非．便成为一个时代的要求。但是，中国人运用。古文”．竟然“不善说理”，那么，她I他们多少年来是靠什么说理的，尤其是在其书写方式仅仅只有“古文”的情况下？可是，这毕竟是。说理”的时代，尽管说得了他人的理，但自己总是无理可说．所以总是在无理取闹！我们没有“理”，没有可讲的。道理”．尽管这语言、这文字还是祖先流传下来，而且多少代都用得得心应手的工具。为了不至于断送民族，更为了不至于断送我们的语言文化的命运，不能不悲壮而又悲剧性地承认自己是不讲理的！文字已经“不讲理”，人怎么还能。讲理”？这种荒诞的闹剧，是以语言的生命力为代价、以需要承继与发扬光大的文化为牺牲品的。近代使我们离异于自身的传统，使我们依附于外来的思想以及时时刻刻在教训别人（包括我们）听话，学会说话、说符合惟一标准的话的逻格斯。 

        所以，严复（1854—1921）庄重地在他译的《穆勒名学》所加的按语中指出：“本学之所以成逻辑者，以如贝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明其为体之尊．为用之广，则变逻格斯为逻辑以名之。学者可以知其学之精深广大矣”（转引自王民、陈友良，200l：2 9）。这样，现代。科学”也就以逻辑为工具或尺度，进入了所有学科的殿堂，并且变为一切的一切的基础、基石、出发点以及归结处。没有逻辑．也就等于胡言乱语甚至胡说八道。到了鲁迅（1 88l-l 936），仍还要抱怨：“中国的文与语，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1 9 5 7A）。因此。他主张：。……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1 9 5 7B）“法子”即“逻辑”，但既然已经“无法”，所以似乎。逻辑”也没有必要再提了。但是，“中国的文与语”毕竟是不讲逻辑的。不讲西方逻辑的l 。精密”如同仪器。还是犹如某种透明的镜子．一看就可明白据洞？即使如此，我们透过鲁迅自己的口，还是可以明明白白地了解他的话语的意义。这，难道不是对“太不精密”形成的自造的悖论吗？所以，不管如何说、说什么，总是不够标准，总是不能达到要求。这既是语言上的，也是心态上的，同时更是无意识之中所必须遵循的法则。不如此，则。讲理”似乎也就失去了效应或没有了可能。 

        这还是在弘扬文化或者提倡交流的意义吗？实际上，不管怎么讲话，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身的系统，也都有它自身必要的法则，任何别的语言对它的。语法”的破解，很可能意味着它的生命力的逐渐虚弱甚或衰落。在郑敏（I 994）提出的文化在“慢性自杀”0的警世之语中，我们似乎看到的是另一种言说，它足以使人严肃对待长时期以来的。逻辑化”进程给我们的文化带来的沧桑，苍老以及悲壮。这里，有翻译家们不得不追求。西进”的投入．也有文化本身不得不自我改造以提高适应能力、免于挨打的悲剧的重演。但是，不可避免的，这里也显现为适应而适应、为西进而西进而出现的浩劫——自动消除自我之“异”的跨文化交流先决条件和生态条件，促使“互文性的”翻译长期存在的必备条件。 

        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重温牟宗三。套套逻辑的必然”的论断时，难免会悲叹一个多世纪的文化变化沧桑，会感叹在西方思想家已经对逻辑产生怀疑与批判时我们仍然坚守“逻辑本位”的那份固执。翻译，如果还有翻译．一定会为这种拘泥所逐渐压垮。

四．结语 

        在思想家们对逻辑中心主义已经展开批判的形势下，翻译研究依然如故在强调逻辑意义上的“科学精神”。这不能不是一种自我封闭。或许，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语言。一种并不能完全归人逻辑的、非西方形而上学的语言来阐述、阐发我们的思想。不管怎样，只有找到乃至最终拥有了这样的思想与语言表达方式，翻译才真正有它继续存在的可能。而我们的理论不正是建筑在自己的语言建造的基础之上的吗？ 

        逻格斯丰硕，足以扩张它的生命力，以至于能够成为强势的话语或权利．征服世界。所以，它才能成为。一切”．成为万有的规律、“大全”乃至。惟一”。不过。这一切正是强势压倒弱势，强权摧毁弱国、强劲毁灭弱小的表现，正是霸权消除异己、强权政治消灭异类、帝国主义霸占整个世界的文化扩张主义的体现。无需举倒，就可说明，逻格斯代表了几个世纪的思想征服过程。也就是代表了西方试图代表人类的霸权过程。逻辑化或逻格斯化，也就是彻头彻尾的西化，消除异己，异质甚或异样的思维方式的西化企图。 

        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则翻译本身便无从认识。毕竟，翻译需要保证异乎寻常的．不熟悉的、不在文化环境范围内存在的那些事物的存在•毕竟，翻译要在呈现目0样的人生砸目、异态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展开自己使各种事物以其自身面貌呈现其存在者的自由、自主、自在的追求的努力。翻译决不是要消灭异己，而是要保留异己存在的可能性。翻译决不是要把异于我的思想以及思维方式赶尽杀绝，而是要保护它们既定的、特有的文化存在与生长的力量•翻译不是要遮掩并削弱异己的语言，而是要尽可能使之兴旺发达、茁壮成长并自然而然地保有自身。这当然是理想。但是，正是在这理想的形态当中，翻译才能体现人的理性的力量：认可可替换的、异于自我的生活和思想形态，将多元的生态化为自身的追求。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与逻格斯的统一一切的倾向相反，翻译总是把任何同化、吸收并最终使异己力量消逝的指向恰相对立。或许，只有在这样的文化生态中，我们才会有文化家园的富足，才会有思想的多种可能以及因此产生的可选择性和总是绰绰有余的空间所带来的自由意识。甚至，我们在无意识当中，已经完全不需要对自由刻意追求，因为它作为生存的形态早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由于理性的可替换的意识，由于它可以为我们提供跨越界限的思想力量．我们的追求才可能是自由的追求，才可能是平等、平衡而又和谐的对话与交流。

注释

①关于逻辑的地方性特征．可参见赵敦华先生的文章《逻辑和形而上学》（载《学术研究》2 004年第l期）。在此文中．他精辟地论述道：。康德认为．逻辑和形而上学之间有着先天的联系．所谓先天．指普追性、必热性，就是说，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的内客有必然联系。康德的先验论解释了逻辑与形而上学联系的必然性．但对两者联系的普遍性却授有提出论证，只是假定．所有的。理性存在两者都要按逻辑思维．因此都有形而上学的先天倾向．但这一假定似乎只适用于西方人的理论思维。在人类诸民族中．只有希腊人创立了演绎逻辑的体系和以Being为研究对象的形而上学．也只有西方人，继承了这一传统。”

②这里的。道”．希腊文若转换成拉丁文字母．应为logos。汉译《丕经》选用。道”字．虽与《道德经》第25章中讲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道。有相似之赴，但它不具有同一章中所说的。道法自然”的特性。据笔者所见，这里摘录的这句话的英语译文在各种版本当中都有差不多一致的表述．如the modern’s bible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4年版．第l309页）译为In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And the word was God．中英对照和合本．新修订标准版《圣经》的英文译文与此完全相同（见读书第《新约》第161页中国基量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发行．2000年版）。The New English Bile （New testament）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年版．第147页）译作when all thingsbegan．The Word already was the word dwelt with God and what god was．惟有 New Word Translation of the Holy Bible （Watchtower Bible and Tract Society．1961年版．第115l页）译为：In【the】beginning the Word was,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a god 这一译文似乎可以告诉我们．the word仅仅发挥着。一个神。的功能．因而还可能存在着其他报多“神’。这也就意味着．多元的话语因为有众多的。神’的存在成为可能。但这样一来．“上帝”君临万有的态势也就被彻底消解了．因此．翻译的解释力本身或许就是大一统的趋势形成的一个原因。但是．这仅仅是一种言语．并不关乎。真理”或。神意“．这一点倒是毋庸置疑的。因此，逻辑的一统天下．实质是一种叙事或修辞形杰。

③牟宗三先生是在论述。科学之知“时提及。套套逻辑的必然”的。他认为。科学没有“价值”：“科学之知是对实然之征求与关系作出抽泉之筒化（simplification）与量化（quantification~）．故不能知且亦不问此征象与关系是否是定然与当热以及是否有其超热的所以然．。他还指出。科学上的预测仅为归纳预测•西方哲学在讲知识时．只有逻辑数学才有必然可言，例如2+2=4是万古不署的。但是逻辑数学只是抽象的空架子．其中的必热只是‘套套逻辑的必然’（tautological Necessity）．这是不接触真实的。”见牟宗三著．《柬碉学的同意与发展》．第6 8-6 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这里的释义以及例子．均引自，the Chambers Dictionary 第177l页，北京时代出版社1995年版．

⑤郑敏先生指出。自从我们克服了对传统的无条件尊奉以来．我们一直在埋葬几千年的我们的文化．这种文化慢性自杀在一个世纪以后已显示出它的恶果．在2l世纪更将暴露出它带培我们的灾难。在遗忘了自己的文化，又不了解世界的文化的中国诗人中很难出一个有2l世纪代表性的大诗人。”见郑敏文《我们的诗遇到了什么问题》．载《诗探索》1994年第l期。郑先生的悲观主义的批评．很能说明语言的失落会给一个民族文化最为精粹．精致的部分（这里当然是指诗）带来什么样严重的灾难。在一个没有诗的国度．在一个曾经拥有李白和杜甫的国度．这样的损失或许是不可估量的。这种局面如果真的出现，那便的确也意味着翻译正在逐渐走向没落。因为，翻译不能离开文化家园的多样化语言生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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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鲁迅 二心集•几条顺的翻译【A】鲁迅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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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赵敦华逻辑和形而上学【J】．学术研究，2004（1）

[10] 郑敏 我们的诗遇到了什么问题【J】诗探索．1994（1）

【作者简介】蔡新乐，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与翻译理论